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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外交活动概述

2017年03月22日 15:46  点击:[]

高一历史组 杨建超

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曾用名伍豪等,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是中国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威望。周恩来同志的卓著功勋、崇高品德、光辉人格,深深铭记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此文简介周恩来的外交活动事迹

一、在西方封锁中与107国建交

周恩来总理分管新中国外交26年,到他逝世前,总共有107个国家与中国建交,其中还包括美国和日本。他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同存异等外交思想至今仍在指导中国的外交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采取了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的政策,企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周恩来作为新中国的总理兼外交部长,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以外交领域为阵地开始了艰难的破局之战。

尝试与“和平中立派”国家建交

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庄严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并宣告:“凡是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外交部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以周恩来外长公函的形式向各国政府送交这一公告,传递出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在当时两大阵营对峙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一边倒”和不急于同资本主义国家建交的方针,但是党中央和毛泽东仍然清醒地意识到,在两大阵营之外,还有印度、缅甸和印尼等一大批“中间国家”,周恩来把它们称为“和平中立派”,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周恩来的外交突破有了方向。

在同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建交的同时,周恩来领导外交部特别重视同“和平中立派”国家的建交。

与印度的建交成为新中国与“和平中立派”国家建交的最初尝试。1949年12月31日,印度政府致电周恩来,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希望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当天,周恩来就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了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经中央讨论,周恩来复电尼赫鲁,同意中印建交,并愿意开始建交谈判,得到了印方的积极回应。经过系列磋商和谈判,中印于1950年4月1日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印建交使得新中国多了一条与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沟通的重要渠道,开辟了新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建交的道路。

外交突破的同时,新中国还与锡兰(斯里兰卡)、缅甸等国展开了贸易往来,虽然规模有限,但是却具有打破美国封锁禁运政策的重大政治意义。在中国的影响下,印度、缅甸等国家都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使得美国企图在亚洲形成对中国包围圈的阴谋未能如愿。与印度、缅甸、印尼等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建立成为新中国突破西方国家包围和封锁的重要战略。

“和平共处”成为国际准则

在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建交的问题上,虽然“不急于”,但是周恩来从没有中断过努力。与英国的建交过程中,根据中央和毛泽东“拖一下”的指示,外交部一面维持与英方的谈判,一面保持外交主动、试探对方的底线,但是中英建交谈判因中苏缔结协定、朝鲜战争爆发等问题被一度搁置。1954年,因为日内瓦会议上英国的态度有别于美国,并一再表示愿意改善双方的关系,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对此给予了积极的回应,此后中英双方频繁磋商,最终促成了双方互派代办,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直至1972年,中英建立了全面外交关系。这是新中国与西方国家外交关系史上的一大进展。此外,1964年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下,实现了中法建交,打开了我国对西方大国建交的突破口。

在如何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周恩来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3年12月底,中印两国就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谈判。谈判开始时,周恩来同印度政府代表团的谈话中首次提出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后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1954年6月周恩来和印度尼赫鲁总理的联合声明以及此后的许多国际性文件都采用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初是用来解决中印双边关系的,但是,很快就超出了这个范畴,在国际社会得到了广泛推广,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他“使外交变成为艺术”

根据国际格局的变化,周恩来提出新中国的外交方针要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转变为“必须走出去”,这一转变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认可。此后,在世界外交舞台上,周恩来以他独特的个人魅力为新中国树立了良好的外交形象,使得新中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大国,他在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的表现尤其引人注目。

1954年4月,旨在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在日内瓦举行。周恩来通过台前幕后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不但打击了美国霸权主义的嚣张气焰,还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事实上,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是一场极其复杂的外交斗争。万事开头难,周恩来“本着学习的精神”在会前做了很多细致的准备,从方针策略的制定到重要的技术准备,都由他直接负责。历时51天的日内瓦会议,由于美国的百般阻挠,最终没有在解决朝鲜问题上达成任何协议。然而周恩来在此次会议上的多次发言,展现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外交家的胸怀和才华,他入情入理、深刻尖锐、机敏聪慧的发言赢得了与会代表的尊敬。散会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兴奋地拍着周恩来的肩膀,那种欣赏溢于言表。朝鲜代表更加感慨:“苏联人将外交变成科学,而中国人使外交变成为艺术。”就连有三十多年外交经验的美国人艾登也情不自禁地称赞:“我一生搞外交工作,还没有遇到一个像周恩来这样杰出的外交家。”

日内瓦会议的另外一项议程印度支那问题却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周恩来所提的《关于在印度支那停止敌对行动》的六点建议,坚持原则又灵活可行,关键是双方的利益都照顾到了,对会议的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经过多方努力,交战双方终于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广交朋友,求同存异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了第一次亚非会议,也就是万隆会议。这次会议由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锡兰(斯里兰卡)五个国家召集,亚洲和非洲共有29个国家与会,代表着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中国被邀请参加这次盛会。

会议开幕后,周恩来一开始放弃了发言的机会,想先听听其他国家的意见。与会各国虽然意识形态不同、政治制度迥异,大多数表达了和平、独立、团结、协商的愿望,但是不乏对新中国及其政策有怀疑,甚至攻击共产主义的声音,有些代表的发言偏离了会议主题,致使会议出现了分歧和矛盾,几乎陷于僵局。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恩来果断放弃了原先准备好的发言稿,将它作为书面发言稿散发,利用会议中午的间歇另外赶写了一份发言稿。就是这个发言语惊四座:“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周恩来大声呼吁:“十六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他的发言赢得了长时间热烈的掌声。美国记者鲍大可在报道中这样说:“这篇发言最惊人之处就在于它没有闪电惊雷。周恩来用经过仔细挑选的措辞简单说明了共产党中国对这次会议通情达理、心平气和的态度。他也回答了在他之前发表的演说中对共产党所作的许多直接或间接的攻击。”

显然,周恩来只有18分钟的发言成为两天会议中的高潮,他向与会各国表达了新中国同亚非国家发展友好合作的诚恳与善意和对和平的真诚愿望。他所提出的“求同存异”成为万隆会议的主导精神,并最后发展成为十项原则。六十年来,这十项原则在促进亚非各国的友好合作和团结反殖、反霸的伟大事业上,仍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所表现出的高超外交艺术,以及他所倡导的独具中国特色的外交风格,再一次得到肯定。曾有人这样评价他在万隆会议上的表现:“那准确选择时机的外交才能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几乎已经陷入僵局的时刻脱颖而出,成为会议明星,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

在会议外,周恩来不忘广交朋友,几乎结识了所有国家的代表团团长,许多人因此消除了对立和敌视的情绪。周恩来还借机消除了一些国家在台湾问题上对新中国的误解,为新中国获得了亚非乃至世界舆论的支持。

在26年的总理生涯中,周恩来一直分管外交工作,到他逝世前,总共有107个国家与中国建交,这其中还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新中国的外交局面不但没有被封锁,反而走出国门,赢得了赞誉和支持,更在亚非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成为国际外交中举足轻重的力量。

二、周恩来风雨外交路上的精彩片段

日内瓦舌战十六国

1954年4月21日,日内瓦和平会议在瑞士召开。东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员汇聚日内瓦,图中为中国时任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

1954年4月,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在日内瓦举行。不久前还在朝鲜战场上短兵相接、仍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两国代表同时来到日内瓦。这是中国首次以大国身份参加国际会议,中国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与以杜勒斯为代表的“十六国”在日内瓦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激战。周恩来通过台前幕后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不但打击了美国霸权主义的嚣张气焰,也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

万隆会议立国威

1955年4月19日,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作补充发言。这18分钟“求同存异”的补充发言征服了全场,树立了新中国真诚友好的形象。(资料图片来源:新华社)

1955年,万隆会议,即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召开。据当时的中国驻印尼使馆外交官黄书海介绍,万隆会议有三个危机,但都被周总理化解了:第一个就是克什米尔公主号暗杀事件,当时如果周总理决定不参加,那就没有万隆会议了;第二就是会议一开始他们就对中国政府群起而攻之,总理现场起草发言稿,第一句话是“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的,不是来吵架的”,第二句话是“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的而不是来立异的”,现场的紧张气氛立刻被扭转过来;第三就是开会后要拿出什么成果,总理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妥善处理分歧。

在此次重要会议上,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强调求同存异,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活动,从而为新中国赢得了尊敬,赢得了朋友。

宴请尼克松 智选欢迎曲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为尼克松一行举行国宴。周恩来为了让尼克松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特地挑选了尼克松就职时选的曲子,事后证明这是一个极为智慧的选择。尼克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这一段时写道:“当我听到这首我熟悉的美国民歌时,心头不禁涌起一股暖流。”

宴会中双方祝酒后,周恩来举着酒杯向美方代表人员逐一敬酒。虽然周恩来的酒量是出名的好,但其实那时他已经开始尿血,人也开始消瘦,医生明确告诉他要控制酒量,要休息,但他凭着巨大的毅力坚持工作。事后,周恩来说:“要在过去,这点酒根本不在话下。”此时的周总理已经是一位74岁高龄的老人。

派克”钢笔是战利品

20世纪50年代,有一次,周恩来和一位美国记者谈话时,记者看到总理办公室里有一支派克钢笔,便带着几分讽刺,得意地发问:“总理阁下,也迷信我国的钢笔吗?”

周恩来听了风趣地回答:“这是一位朝鲜朋友送给我的。这位朋友对我说:‘这是美军在板门店投降签字仪式上用过的,你留下作个纪念吧!’我觉得这支钢笔的来历很有意义,就留下了贵国的这支钢笔。”美国记者的脸一直红到了耳根。

以数字对比反击印度挑衅

1960年4月20日,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新德里并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左)举行会谈。

1960年4月,周恩来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访问印度。在一次谈判中,印方提出这样一个挑衅性的问题:“西藏是什么时候成为中国的领土的?”

周恩来不假思索地回答:“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远的不讲,至少在元代,它已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了。”印方耍赖说:“时间太短了。”周恩来沉着冷静、非常巧妙地回击道:“中国的元代离现在已有700来年的历史了,如果700来年都被认为是时间短的话,那么,美国建国到现在还只有100多年的历史,是不是美国就不成为一个国家了?这显然是荒谬的。”

周恩来出其不意地通过700年与100年的数字比较,驳得印方哑口无言,尴尬至极。这时,会谈席上的印度副总统由衷地说:“中国总理是雄辩的!”

三、外交史上的八个经典幽默

周恩来是公认的语言大师,凡是和周恩来交谈过的人,无不为他的幽默风趣的语言魅力所折服。

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

有一次周总理应邀访问苏联。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周恩来批评他在全面推行修正主义政策。狡猾的赫鲁晓夫却不正面回答,而是就当时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对周总理进行刺激,他说:“你批评的很好,但是你应该同意,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言外之意是指总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周恩来停一会儿,平静地回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

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是我夫人,在我家里

一次,一个外国嘉宾问周恩来:“总理先生,你见过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吗?”有点想嘲笑的意思,以为自己见过美女如云,周总理不近女色不可能知道世界第一美女的名字的。周总理说:“见过!”对方问:“是谁?在哪里?”周总理说:“是我夫人,在我家里。” 对方哈哈大笑:“尊夫人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周总理说:“是的,情人眼里出西施,在我眼里我的夫人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否则我也不会娶她。”

射阳就是红太阳光芒四射

文革期间,江苏省射阳县的一群红卫兵到北京上访,周总理接待了他们。红卫兵要求把射阳县名字改掉,理由是“射阳”二字是含沙射影,箭射红太阳。周总理听他们讲明来意后,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不理解总理为什么发笑,几只眼睛盯着总理脸上望。总理说:射阳两个字很好嘛,我看不用改了。你们这些小将看问题,为什么不从积极方面去看,而从消极方面去看呢?我说“射阳”两字很好,因为我的看法,不是箭射红太阳,而是红太阳光芒四射。周总理生怕他们听不清楚,又重复地说了一句对射阳的解释,射阳就是红太阳光芒四射,你们说对不对?说罢,又哈哈地大笑起来。红卫兵代表也都笑了,因为他们对总理的讲话感到心服口服,表示还是叫射阳县好。

低着头走路是我们喜欢走上坡路

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名官员当着周总理的面说:“中国人很喜欢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此语一出,话惊四座。周总理不慌不忙,脸带微笑地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欢走下坡路。”

请您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1954年,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通知工作人员,给与会者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彩色越剧片。工作人员为了使外国人能看懂中国的戏剧片,写了15页的说明书呈周总理审阅。周恩来批评工作人员:“不看对象,对牛弹琴。”工作人员不服气地说:“给洋人看这种电影,那才是对牛弹琴呢!”

周恩来说,“你要用十几页的说明书去弹,那是乱弹,我给你换个弹法吧,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您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行了。”电影放映后,观众们看得如痴如醉,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

我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

50年代初,有一次周总理在中南海勤政殿设宴招待外宾。客人们对中国菜的花样之繁多,风味之独特,味道之鲜美都赞不绝口。这时,上来一道汤菜,汤里的冬笋、蘑菇、红菜、荸荠等都雕刻成各种图案,色、香、味俱佳。然而,冬笋片是按照民族图案刻的,在汤里一翻身恰巧变成了法西斯的标志。贵客见此,不禁大惊失色,忙向周总理请教。周总理也感到十分突然,但他随即泰然自若地解释道:“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中的一种图案,念‘万’,象征‘福寿绵长’,是对客人的良好祝愿!”接着他又风趣地说:“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有关系嘛!我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宾主哈哈大笑,气氛更加热烈,这道汤也被客人们喝得精光。

早在5000多年前,我们就有一位嫦娥飞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广寒宫住下了,不信,我们还要派人去看她呢

长沙马王堆汉墓发现不腐女尸引起世界轰动。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时曾向周总理提出一个要求:“尊敬的总理阁下,贵国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成果震惊世界,那具女尸确是世界上少有的珍宝啊!本人受我国科学界知名人士的委托,想用一种地球上没有的物质来换取一些女尸周围的木炭,不知贵国愿意否?”周总理听后,随口问道:“国务卿阁下,不知贵国政府将用什么来交换?”基辛格说:“月土,就是我国宇宙飞船从月球上带回的泥土,这应算是地球上没有的东西吧!”

周总理听后哈哈一笑说:“我以为是什么,原来是我们祖宗脚下的东西。”基辛格听后一惊,疑惑地问道:“怎么?你们早有人上了月球,什么时候?为什么不公布?”

周总理笑了笑,用手指着茶几上的一尊嫦娥奔月的牙雕,认真地对基辛格说:“我们怎么没公布?早在5000多年前,我们就有一位嫦娥飞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广寒宫住下了,不信,我们还要派人去看她呢!怎么,这些我国妇孺皆知的事情,你这个中国通还不知道?”周总理机智而又幽默的回答,让博学多识的基辛格博士笑了。

国家的银行存款是 18元8角8分

富裕的欧洲人,轻视我们国家资源少,底子薄,人穷,笑话周总理地问:“总理先生,请问中国有多少钱,才能保证每个人吃上饭吃上肉穿上衣?”

面对这挖苦的话,周总理是这样说的:“我们新中国用的是人民币,国家的银行存款是 18元8角8分。”

当时,我们国家的钱面值只有 1分 、1角、1元、 10元、 2分、 2角、 2元、 5分、 5角、 5元,加起来正好是18元8角8分,经典幽默的回答令提问者汗颜。

四、中国外交官忆周恩来的外交

三次披上缅甸服 程瑞声(前驻印度、缅甸大使)

1960年4月周总理访问缅甸时恰逢缅甸的泼水节,缅甸总理吴努便要求全体中国人员穿上缅甸民族服装参加泼水节,周总理马上表示同意。第二次是在1961年1月份,周总理率领一个400多人的访问团去缅甸。1月4曰是缅甸国庆节,缅甸领导人又提出要周总理穿缅甸民族服装出席国庆活动,周总理又同意了。第二天,也就是1月5曰,吴努陪周总理参观缅甸的古都曼德勒时,希望周总理还能再穿一次缅甸的服装。为了曼德勒人民,总理又同意了。

在这次访问期间,吴努还提出要周总理和他一起为和尚们布施。本来,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做这些很不便,但是,总理经过考虑还是同意了,这在当地引起了很大反响,表明总理非常尊重他国的宗教信仰。

严厉批评基辛格 过家鼎(前驻马耳他、葡萄牙大使)

周总理在外交方面的立场非常坚定,中国外交史上几次重要表态都是他做出的。一次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周总理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人进行侵略而置之不理。”果然,这句话讲完两个礼拜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就入朝参战了。

第二次是在1955年4月万隆会议期间,周总理发表声明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不要跟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接着,周总理又指出台湾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美国侵占了台湾,应该从台湾海峡撤出武装力量;另一方面,台湾从历史上、法律上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用什么方式来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无权干涉。

第三次表态是在中美建交前夕。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是在周总理的亲自主持下实现的。大家可能会以为周总理与他举行会谈一定很友好,其实周总理非常严肃地批评了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批评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当时,基辛格是恭恭敬敬地聆听。

当然,总理搞外交非常注意方法。他待人总是彬彬有礼,耐心听取别人的意见,然后进行说服。比如1963年底总理到亚非14国访问时,阿尔及利亚比较急躁,也要马上建社会主义。总理就对它说,革命是有阶段性的,你看中国革命成功以后也并不是马上就建立社会主义,而是经过新民主主义,再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然后到社会主义的。总理这样的现身说法自然令对方信服。

中法建交破常规 张锡昌(前驻法国使馆参赞)

国际社会称周总理是“解决外交难题的能手”,确实是这样。我参加的中法建交谈判就是总理外交艺术的杰出体现。

1963年10月,法总统戴高乐派前总理富尔来谈中法建交,双方一共谈了6次,是总理亲自主持的。谈判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法国跟台湾的关系。富尔表示,法国只承认一个中国,但又强调中法在互相承认的问题上不应该提任何先决条件,所以希望中方不要坚持法国必须首先跟台湾断交。于是谈判陷入僵局。

这时,总理安排法国代表到内蒙、山西参观访问几天,并准备了一个新的方案,即中法在达成“三点默契”(法国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法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撤回在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撤回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基础上先建交,然后法台再断交。这种模式在外交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法国也就成了唯一一个跟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而不首先宣布跟台湾断交的国家。

清粥小菜化矛盾 胡传忠(前驻英国使馆参赞)

总理的外交手段的确很灵活。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访华,向中国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援助要求。周总理说无法完全满足,双方因此僵持不下。周总理就指示外交部同志第二天请阿尔巴尼亚代表们访问大寨,并交待说明天的晚餐就吃小米粥、玉米,再准备几个简单素菜和一个荤菜。当时,负责的人都不相信,说招待外宾怎么只有一个荤菜呢,于是又给准备了两个,但总的来说吃得还是比较简朴。

从大寨回来以后,周总理就对阿方代表说了:“你看中国目前的情况还是比较艰苦的,我们多送给你阿尔巴尼亚一吨米,我们就要勒紧自己的裤带。”后来,那个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就降低了要价。

五、外国友人眼中的周恩来

1972年2月23日,北京,尼克松总统帮周恩来总理脱下外套。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周恩来待人很谦虚,但沉着坚定。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说:“我1972年访问中国期间,周恩来无与伦比的品格是我获得的最深刻印象之一。他待人很谦虚,但沉着坚定。他优雅的举止,直率而从容的姿态,都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和泰然自若的风度。”

尼克松访华时,他了解到周恩来一只手臂受过伤,不太灵活。当周恩来到钓鱼台拜会尼克松时,站在楼厅门口迎候的尼克松满脸笑容地走到周恩来身后,主动为周恩来伸手脱了呢子大衣。

1972年9月25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北京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周总理无论是作为政治家,还是作为人,都是出类拔萃的。

1972年9月,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应周恩来邀请访华并与中国政府签署了《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回国后,他无不遗憾地说:“周恩来是一位美男子、实干家。周恩来和我很投缘。和周总理见面,说第一句话之后我就感觉到:和这个人合作一定能把事情办好。如果周总理不符合我想像的话,我很可能就干脆回日本了……周总理无论是作为政治家,还是作为人,都是出类拔萃的。”

无独有偶,田中角荣也曾为周总理脱风衣。当周恩来陪同田中进入下榻的房间时,由于周恩来的右手在抗战时期受过伤,每逢脱风衣或其他外套时,总少不了在场的人帮他一把。这次不等翻译出手,田中就奔上前去替周恩来脱风衣。事后田中角荣提起这段时还说,“周总理因战争时期受过伤……我看到周总理右手的样子,心想这是和日本打仗时受的伤。”

联合国前秘书长哈马啥尔德于1955年在北京会见周总理后,说过一句广为流传的话:“与周恩来相比,我们简直就是野蛮人。”

肯尼迪夫人杰奎琳:“全世界我只崇拜一个人,那就是周恩来。”

西哈努克夫人莫尼克公主:“周恩来是我唯一的偶像!”

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对西方记者说:“你们认为我是难以对付的话,那你们就等着与周恩来打交道吧。”

1958年2月,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朝鲜。这是周恩来在金日成首相陪同下,参观化肥厂

毛主席和周总理逝世后,金日成非常悲痛,多次热泪盈眶。他亲自到中国驻朝鲜使馆沉痛悼念毛主席逝世,还决定在朝鲜建立周恩来铜像,地点选在1958年周总理冒雪访问过的咸兴化肥厂。铜像落成后,金日成邀请邓颖超副委员长访朝,亲自陪同她去咸兴参加铜像揭幕仪式。在朝鲜,除了这座周恩来的铜像,再没有第二座为外国人建立的铜像。

周恩来逝世时,金日成正患眼病准备做手术,得知周恩来逝世的消息,金日成通知医疗组延期再做手术,因为做眼病手术是不能流泪的,否则容易感染。

金日成说:“周恩来总理逝世,我没法不流泪。”

1970年3月,周恩来会见阿拉法特

阿拉法特生前曾说过:伟人之所以伟大,就在于能够准确地预见未来……当我们在贝鲁特和特里波利被围困时,周总理说过的话,给了我们多么大的力量啊!

周总理去世后,阿拉法特在唁电中写到:我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兄弟们和巴勒斯坦革命战士,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你们的一位富有斗争精神的领导人、巴勒斯坦人民的真诚朋友周恩来同志逝世,向你们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周恩来访问坦桑尼亚时,接受非洲联盟元老赠送民族服装。右一为尼雷尔总统

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在1976年1月11日发的唁电中写到:周恩来以无私的献身精神毕生为祖国人民服务,用人民认为合适的一切方式为人民发挥了自己巨大的才能。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解放和进步所作的贡献无论怎样评价也不会过高。他和他的同事们所取得的成就,就是他的纪念碑。

但是,周恩来总理是属于全世界的中国伟人之一,这些中国伟人为促进人类尊严和国际革命团结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我国人民以爱戴和感激的心情怀念着他对坦桑尼亚的访问。

他们把他看成是一位伟大的人、人类的伟大朋友和给人以鼓舞力量的领导人。我们中间在其他场合还会见过周总理的人,没有一次不为他的广泛而深刻的见解和他对人类自由、正义和国际和平事业的献身精神所感动。

1975年9月,周恩来在医院会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团长伊利耶·维尔德茨。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在周恩来总理诞辰1 0 0 周年前夕,记者在布加勒斯特采访了周总理生前接见的最后一位外宾、现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劳动党主席伊利耶·维尔德茨。维尔德茨满头银发,精神矍铄。他深情地回顾了1 9 7 5 年9 月7 日在北京见到周总理的情景。

“那次见面令人终生难忘。”维尔德茨沉默片刻,接着说,当时他率领罗马尼亚党政

代表团访问中国。“周恩来那时病情十分严重,却不顾医生反对,坚持要接见我们代表团。他站在门口迎接我们,显得十分消瘦。他引我们走进客厅。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当时说的话:‘维尔德茨同志,咱们先和代表团一起照张相。’这张照片在《人民日报》头版刊载。我现在还保存着这张珍贵的报纸。然后,他请我单独和他到旁边的房间谈话。他说:‘医生不让我多说话,所以你说,我听。’”

“医生在旁边提醒陪同的中国同志,让我说话尽量简短。我说到大约2 0 分钟时,便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看了一眼手表。周恩来始终认真注视着我,立刻发现了我的迟疑,便说:‘看来咱们的谈话没意思,否则你不会看手表。’我立刻说,‘不,很有意思,只是医院有规矩,而我是守纪律的。’他说道,‘医生不会惩罚客人,咱们接着谈。’就这样,我们的谈话又持续了将近1 小时2 0 分钟。”

维尔德茨于6 0 年代同周恩来总理相识。当时周总理到罗马尼亚参加罗前领导人乔治乌—德治的葬礼,维尔德茨担任副总理。他敬佩周总理的为人,称赞周总理“是当代最杰出的国家领导人和外交家,对国际问题有深入研究,是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始人,也是罗中友好关系的缔造者之一”。维尔德茨说,在他见过的许多国际知名人士中,他最景仰“周恩来这样思想深邃、富有远见的领导人,这样热爱和平、反对强权的外交家”。

六、周恩来外交大事年表

1951年——1960年

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开始,直接领导中国方面的谈判工作。

1954年4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6月下旬,访问印度、缅甸,与两国总理分别发表联合声明,共同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处理国家关系的指导原则。7月,日内瓦会议达成印度支那停战协议。回国途中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苏联、蒙古。

1955年4月,率中国代表团抵印度尼西亚万隆参加亚非会议,在会上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促进了会议的成功。会后访问了印度尼西亚,双方签订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6月,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讲话。

1956年11至12月,访问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

1957年1至2月,访问苏联、波兰、匈牙利、阿富汗、印度、尼泊尔、锡兰(今斯里兰卡)。

1958年2月,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

1959年1至2月间,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

1960年4月,访问缅甸、印度、尼泊尔。5月,访问柬埔寨、越南、蒙古。8月,接见日本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等,提出对日贸易三原则。8至9月间,主持制定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个方针在翌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通过。10月1日,和缅甸总理吴努签订中缅边界条约。

1961年——1970年

1961年1月,率友好代表团访问缅甸。10月,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

1963年12月,访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阐明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点立场,随后访问了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尔巴尼亚。

1964年1至2月,访问阿尔巴尼亚、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缅甸、巴基斯坦、锡兰(今斯里兰卡),提出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

1965年3至4月,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巴基斯坦、缅甸、印度尼西亚。6月,访问巴基斯坦、坦桑尼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

1966年6月,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

1969年9月,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就举行中苏边界谈判、防止武装冲突等达成谅解。

1970年4月,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1971年——1976年

1972年2月,同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9月,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会谈,签署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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